（袁隆平， 圖片來源：南方周末，張杰／圖）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05月24日第1215期，作者：向郢，原題為《袁隆平：像野稻一樣自在》
上周有一個重要的記者見面會，袁隆平的秘書給他精心準備了一個講話稿，一個很美好的比喻，“人就像一顆種子一樣”。
沒想到，等到講話時，他把講稿攤開，又反面壓了，放到了一邊，然后，摳了摳腦袋，說，“這樣鄭重其事地夸獎我，我覺得一點都不自在。”
其實，秘書一點都沒有說錯，只不過，這顆種子實在不一樣。
“掉”在了湖南農村
在19歲以前，袁隆平一直跟隨父母輾轉漂流。從北平到天津、江西贛州、德安、湖北漢口，1937年戰(zhàn)亂爆發(fā)，一家人又逃難到了重慶，然后漢口，然后南京。
1949年8月，19歲的袁隆平高中畢業(yè)，他決定離開南京，回重慶去讀農學院。
學農的原因很簡單。還在讀一年級時，老師曾帶他們參觀了漢口郊外一個私人園藝場。都好多年了，他始終惦記著，“里面的桃子紅紅的，葡萄一串串的，花也開得特別好。”
而重慶8年，有他最優(yōu)哉游哉的少年。每每有空襲警報拉響，學校一散，他就跑到嘉陵江去游泳。“家里5個兄弟姐妹，父親喜歡老大，母親喜歡老幺，成績最好是老四，我這個老二就落在了空檔里。”
到了西南農學院，他更是過得自在，期間只有一次輝煌：救過一個人。他編的考分歌謠在班上流傳：“三分好，三分好；不貪黑，不起早；不留級，不補考。”
1953年8月畢業(yè)，全班同學都被分到了全國各地，最遠的是到新疆去研究哈密瓜。袁隆平到湖南省農業(yè)廳報到后，就坐著燒木炭的汽車一路顛簸，到了離黔陽縣城安江鎮(zhèn)4公里外的安江農校。
這一呆，就是16年。
這個從大城市來的年輕老師上的課讓學生喜歡。“他上課上得好，下課還跟學生玩，”當年的學生回憶說，“他不講究那么多，黑板寫滿了，他把手一縮，抓起袖子就擦。”
哪個理論有道理
1958年，按照大學所學的蘇聯(lián)專家的無性雜交和環(huán)境影響理論，他用月光花嫁接紅薯，結果，最大一兜“紅薯王”有27斤重。
袁隆平因此出席了1960年在湖南武岡縣召開的全國農民育種家現(xiàn)場會。
就在這一年，在各地爭相放出“馬鈴薯畝產8000公斤”、“水稻單季畝產1500公斤”等等“衛(wèi)星”后，人們開始過“糧食關”。學校老師供應的定量減少很多，周邊農民開始吃草根、樹葉和“觀音土”。在小小的安江鎮(zhèn)上，袁隆平親眼看到倒伏在街邊的兩具枯瘦的尸體。
家庭成分本來不好的袁隆平很少參加學校的政治學習，能躲就躲，被視為“走白專道路”的典型。
有次去農村上夜校，他講紅薯高產，聽的人少，別的老師講水稻高產，屋子里面擠滿了人。農民跟他說，“紅薯是雜糧，是稻米的搭頭，吃了不經餓，‘以糧為綱’，是要大米。”
他后來私下跟一個要好的老師說，“沒有吃的太痛苦了，我是學農的，要多搞點科研，等紅薯嫁接成功了，就搞水稻高產。”
不幸的是，他的“月光花紅薯”試驗很短命。第二年，種子長出來，紅薯又變小了。
1962年，他在學校圖書館的《參考消息》上看到一則消息：英美的兩個遺傳學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據孟德爾、摩爾根的學說，研究出了遺傳物質的分子結構模型，獲得了諾貝爾獎。
“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們還在這里學蘇聯(lián)，打轉轉，”袁隆平后來跟他的學生們提起這事，就愛說，“幸虧我猛醒得早，沒拴死在一棵樹上。”
這年暑假，他自費趕到北京，去中國農科院，找大學時候的老師、遺傳學專家楊國榮。楊老師悄悄告訴他一些國外研究的情況。
他的英文功底一直就好——母親曾是教會學校的高中生，他也在教會學校漢口博學中學直接上過外籍老師一年半的課。呆在農科院的圖書館里，他看了一大堆外文資料和學報。才知道，美國、墨西哥等國家的雜交高粱、雜交玉米已經開始生產，只有水稻的雜交技術還沒有突破。
他決定放下“月光花紅薯”，專攻水稻雜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