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2月13日電（記者 李婧）律師王殿學、張雪峰向本網記者證實，他們代理的王力軍“收購玉米被判非法經營罪”一案，將于今天開庭再審，“我們已經接到內蒙古巴彥淖爾市中院的電話，還有媒體的記者也來到這里。”兩位辯護人稱將進行無罪辯護。
最高法指令再審
據新華社報道，原審被告人王力軍系巴彥淖爾市臨河區(qū)白腦包鎮(zhèn)永勝村農民，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間，王力軍從周邊農戶手中收購玉米，2015年底，經群眾舉報，王力軍因無證收購玉米被工商局等相關部門查獲，隨后他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2016年4月15日，王力軍被臨河區(qū)人民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
201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2016）最高法刑監(jiān)６號再審決定書，指令由內蒙古自治區(qū)巴彥淖爾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該市臨河區(qū)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生效的被告人王力軍非法經營一案進行再審。
最高法院認為，王力軍從糧農處收購玉米賣予糧庫，在糧農與糧庫之間起了橋梁紐帶作用，沒有破壞糧食流通的主渠道，沒有嚴重擾亂市場秩序，且不具有與刑法第225條規(guī)定的非法經營罪前三項行為相當的社會危害性，不具有刑事處罰的必要性。
另據國家糧食局網站消息，去年11月，國家糧食局公布了修改后的《糧食收購資格審核管理辦法》，該辦法已明確規(guī)定，農民、糧食經紀人、農貿市場糧食交易者等從事糧食收購活動，無需辦理糧食收購資格。
什么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
重慶市律協(xié)刑委會主任、智豪律師事務所張智勇律師介紹，非法經營罪是從1979年的投機倒把罪演變過來的一個罪名。根據刑法225條，明確是“非法經營罪”的行為有三項，第一是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的;第二是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的;第三，是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非法經營證券、期貨、保險業(yè)務的，或者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yè)務的。另外，還有第４款是“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
“對《刑法》第225條第4款規(guī)制的范圍沒有具體界定，導致實踐中有的法院將很多沒有罪名直接對應的行為全部‘裝入’《刑法》第225條第４款，司法實踐中產生爭議。”張智勇表示。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其林介紹，“刑法225條第４款——就是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是鑒于市場經營活動的復雜性而產生的，是個兜底條款。”
阮其林解釋說，經營活動本身不具有非法性和危害性，與“殺人放火”的行為不同。一方面政府對社會經濟生活要有進行管理，另一方面社會生活要求人們充分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去獲得盈利，政府應該千方百計地調動群眾去創(chuàng)業(yè)，社會才能發(fā)展。“比如售賣香煙，有照合法的，無照就是違法的，售賣行為本身沒有區(qū)別。其實，經濟活動中，照越多，許可越多，干預就越大，權力尋租的機會就越多，形成腐敗的可能性就越大。過分干涉就會影響經濟正常發(fā)展，完全放開會無序。所以定性什么樣的經營行為屬于刑法需要懲戒的違法行為，需要把握‘度’。應嚴格避免將一般的行政違法行為當作刑事犯罪來處理。”
阮其林表示，鑒于此，最高法院在《關于準確理解和適用刑法中“國家規(guī)定”的有關問題的通知》中明確規(guī)定，“各級人民法院審理非法經營犯罪案件，要依法嚴格把握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的適用范圍。對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屬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規(guī)定的‘其它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有關司法解釋未作明確規(guī)定的，應當作為法律適用問題，逐級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在該案中，如果原審法院不報最高法，那么判決是有問題的。”
王力軍的行為是否屬于犯罪？
王力軍的辯護律師王殿學、張雪峰稱在本案中將作“無罪辯護”，要求再審法院判決王力軍無罪。“首先，現有的法律、司法解釋對非法經營的規(guī)定中，并未禁止無證收購玉米。第二，在程序上，法院在適用225條第４款時，沒有按照最高法院《關于準確理解和適用刑法中“國家規(guī)定”的有關問題的通知》中的要求逐級向最高法請示。第三，被告人行為屬于農民個體收購玉米賣給糧庫的倒買倒賣行為，這樣做等于在農民和國家糧庫之間架起了橋梁，不具有社會危害性。”
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常務理事、藍鵬律師事務所主任張起淮認為，王力軍從糧農收購玉米后沒有進行囤積居奇等行為，而是賣給糧庫，在糧農與糧庫之間起了橋梁紐帶作用，沒有破壞糧食流通的主渠道，沒有嚴重擾亂我國糧食購銷等市場秩序，并不具備與我國《刑法》第225條前三項規(guī)定行為相當的社會危害性。而且，王力軍的行為雖然違反了我國相關法律法規(guī)，但符合我國《刑法》第13條“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的情形，不具有刑事處罰的必要性，認定其構成非法經營罪并不恰當。“王力軍案原審判決，沒有注意區(qū)分行政違法行為和犯罪行為的界限，將一般的行政違法行為上升到刑事犯罪來懲處。同時，也暴露出我國刑法和行政法規(guī)的對接性不足，在理解和執(zhí)行上一旦出現空白，便會給司法實踐帶來一定的困難。”
張智勇律師則表示，非法經營罪作為一個兜底性罪名具有擴張性，法院在適用時若單純從形式的構成要件符合性著眼，不免會無限擴大解釋，從而導致該條款的邊界無限制的擴大。“我們也希望最高法能夠出臺更為明確的司法解釋與指導性案例，堅守罪刑法定原則，細化《刑法》第225條第４項的規(guī)制對象，限縮非法經營罪的打擊范圍，統(tǒng)一各地司法機關的適用標準，保證非法經營罪這一罪名適用的統(tǒng)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