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局級科研管理干部，戴小楓在介紹自己單位時竟有些難為情。在中國農業(yè)科學院近日的一場座談會上，這位農科院農產品加工研究所所長說，“你問我們是搞什么研究的，其實就是些小雜糧，小蕎麥，小黑豆，小綠豆，小花豆，頂多弄個花生豆，這已經算豆里的大類了，偶爾搞點主糧，也不是大宗的，只是副產品。”
這是一個國家級的研究院所該干的事嗎？就連戴小楓都這么問自己。
過去幾年，隨著科研蛋糕的不斷做大，有關科研立項和經費使用問題不斷暴露，按照戴小楓的說法，他所在的研究所更是遭遇了社會詬病科技體制的所有典型問題，如研究課題重復、分工不明確、資源配置不合理，再比如科技促進產業(yè)發(fā)展機制不健全，創(chuàng)新能力和技術儲備不足，以及管理體制缺乏頂層設計，相關部門各自為政，難以形成協(xié)同創(chuàng)新機制等等。
幸運的是，戴小楓等來了“揚眉吐氣”的機會。2013年年初，中國農科院科技創(chuàng)新工程正式啟動，這是繼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之后，被財政部作為“國家三大創(chuàng)新工程”之一予以重點支持的又一重大改革實踐。至今，這場席卷該院22個科研院所193個科研團隊的改革已經走過了整整一年。
各研究所科研項目渠道平均為21個，科研人員迫于生計討“項目”吃
戴著國家隊的帽子，干的卻是“小散亂”的短工，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尷尬局面，根本原因在于科研人員“長期吃不飽”。戴小楓說，“迫于生計，我們搞科研只能東一榔頭西一棒子，長期下來，干的科研題目都很小，而且是越干越小，越干越邊緣化。”
這并非一兩個研究所獨有的問題，在科研領域，這種現(xiàn)象被稱為“短期行為”。中國農科院黨組書記陳萌山告訴記者，科技計劃管理模式以短平快項目為主，平均資助周期為2～3年，最長的資助周期才5年，而一個五年計劃，基本上是申請課題一年，驗收一年，實際研究工作才二三年。
以農業(yè)科技領域的種子資源研究為例，在這類研究中，一項基本工作是國外種子資源的考察和引進，但令人遺憾的是，這項工作是否需要繼續(xù)做下去，并不完全取決于其研究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而在于這個項目“有沒有拿到錢”——科研人員申請到了經費，就去引進一些種子，沒有申請到，當年就不去引進了。
農科院作物科學研究所一位研究員向記者透露，他的研究團隊經常和種子資源大國巴西合作，但由于上述情況，雙方的合作一直是斷斷續(xù)續(xù)，有時候因為經費不夠，需要中斷與對方的合作時，只好找個其他的理由來搪塞。
項目持久不了，科研人員的注意力也難免分散。長期下來，科研人員的科研活動跟著項目走，研究方向難以穩(wěn)定，更難形成研究積累和重大突破。
以中國農科院2012年的項目來源為例，各研究所的科研項目渠道平均多達21個，其中來源渠道最廣的3個研究所可達到43個、34個和25個。記者還發(fā)現(xiàn)，按照該院的統(tǒng)計，各個研究所科研人員用于科學研究的時間占全部工作時間的平均比例為51%，其余時間主要用來爭取項目資金、參加各類會議、項目中期檢查、項目總結驗收等事宜。
其結果是，重復、低效的“偽創(chuàng)新”多了，原始創(chuàng)新的重大成果仍只能以“比較少”的含蓄說法對外發(fā)布。陳萌山說，目前，我國的生豬、蛋肉雞、奶牛良種，包括一些高端蔬菜與花卉品種，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進口。另外，科研與成果轉化的經費投入不合理。國際上，科研、轉化和商業(yè)化生產的比例通常為1∶10∶100，我國則為1∶0.7∶100，等等。
科學家一夜之間成了“臨時工”，40%將被淘汰
這種狀況到2013年有了變化。2013年10月，在一次有關“國家財政科技資金分配與使用”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財政部部長助理余蔚平稱，相比2006年，2013年對農業(yè)科研機構的基本支出提高了一倍多，而農科院過去穩(wěn)定支持經費和競爭性經費的比例是3∶7，現(xiàn)在是7∶3。
在這一數(shù)據(jù)的背后，中國農科院創(chuàng)新工程已經拿出60%的科研經費作為穩(wěn)定支持，過去一年，該院遴選了22個研究所193個科研團隊進入創(chuàng)新工程試點，凡是進入這一試點的都將獲得該支持。
一年過去了，中國農科院首次實現(xiàn)自2000年以來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fā)明獎、科技進步獎三大獎項全覆蓋，而該院加工所的“肉品加工團隊”告別了以往“給啥做啥”的“小木匠式”工作模式，一年申請的專利數(shù)達80多項，數(shù)量是過去10年的總和。
如此短的時間，怎么能申請出這么多的專利？
這還要歸結于“能上能下”的用人機制。加工所研究員、國家現(xiàn)代肉羊產業(yè)技術體系加工研究室主任張德權告訴記者，只要把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激發(fā)出來了，把時間都花在科研工作上了，科研成果自然呈井噴之勢涌現(xiàn)；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人才的引進，他的團隊去年一共引進了一個“千人計劃”學者、一個青年英才計劃學者，還有6個博士和博士后。
“如果以前的位置還都被‘老人’占著，這些有競爭力的人才就引不進來，好的成果自然也就帶不進來了。”他說。
這個過程中總免不了有一些“懶漢”被淘汰。一個直觀的數(shù)字是，創(chuàng)新崗位數(shù)一般不超過正式在職職工人員數(shù)的60%，換言之，至少有40%的現(xiàn)有人員進入不了創(chuàng)新工程的蓄水池。
幾乎是一夜之間，所有的科學家都成了臨時工。戴小楓至今記得，就在加工所宣布創(chuàng)新工程啟動的那一天，所里的科研人員都開啟了“合同一年一簽”的時代，在他們所的動員會上，這位也要搞科研的所長說了這么一句話：“不在所里養(yǎng)一個閑人”。
很快，加工所發(fā)生了兩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一件是一位老處長“下臺”了，從一位手握實權的管理干部，變成了一個每天要泡在工廠里的技術工人；另一件事是，一位剛從美國回來的科研骨干對戴小楓說，以前在美國到點就下班，現(xiàn)在晚上七八點還要待在實驗室，“在你們這兒搞科研依然不輕松。”
“人頭費”未涉及，成此次改革遺憾
科研經費的使用和管理，曾被認為是科技體制改革中最難觸動的一塊。此次改革對此并沒有回避。
李奎是一位長期從事豬遺傳育種與生物技術方面的科學家，按照以前的經費使用辦法，豬的飼料不夠用了，只有一個辦法，“把豬殺掉”，因為預算里別的錢絕對不能用來買豬飼料。如今，他所在創(chuàng)新團隊不是嚴格按照現(xiàn)有預算類別、比例進行，而是有了一定的話語權，可在一定范圍內對預算進行調整。
然而，對于科學界討論頗久的“人頭費”問題，則未被列入“可以調整的范圍”，這也由此成為此次改革的一個遺憾。
“在西方一些高校和研究院所，100萬元的科研經費，大概有60～70%是用于人員開支相關，我們卻正好相反……”
“人頭費不增加，科研腐敗的漏洞就很難被堵上……”
“預算執(zhí)行如果不體現(xiàn)科研的規(guī)律就會造成浪費，如果基本支出不增加，或者預算執(zhí)行里不體現(xiàn)科學研究的規(guī)律，這個科研經費的不規(guī)范就避免不了……”
在此次改革的座談會上，有關人頭費的問題再次引起熱議。
來自中國農科院的一份統(tǒng)計表明，全國重點研究方向科研骨干需要的科研經費為每年人均46萬元，其中設備費4.8萬元，材料費13.5萬元，測試加工費4.2萬元，燃料動力費2.7萬元，差旅費3.8萬元，會議費2.1萬元，國家合作與交流費2.3萬元，出版/文獻/信息傳播/知識產權事務費2.6萬元，勞務費5.6萬元，專家咨詢費1.8萬元，其他支出2.6萬元。但該統(tǒng)計稱，近些年一些國家主體計劃項目的支持力度均控制在人均20萬元左右，其他比如科技支撐計劃等人均每年不到10萬元。
陳萌山說，造成這種現(xiàn)狀的根源在于“科技體制機制不健全，缺乏頂層設計”，導致了科研經費和項目的分配部門各自為政。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打破行政主導和部門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場決定技術創(chuàng)新項目和經費分配、評價成果的機制。
中國農科院副院長唐華俊向記者透露，在經費的使用上，中國農科院也有新的打算：“科研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和未知性，不可能全部按照預算一一落實。因此，我們在創(chuàng)新過程中，加強了研究所所長的‘法人’責任，讓所長對經費進行靈活管理，試圖打破之前的課題組長制，讓預算執(zhí)行更加體現(xiàn)科研的規(guī)律。”
